记者从第五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说明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天津市拥有注册股权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企业超过1000家，已成为以私募方式募集股权投资基金、物权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构成的基金中心城市。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私募股权投资发展迅速，成为仅次于银行贷款和IPO的重要融资手段。近几年中国已成为亚洲最为活跃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世界要看中国，中国要看天津。

　　天津股权投资基金服务中心董事长王树海介绍，天津在发展私募股权投资方面创造了很多第一个，第一个推出相关系列优惠政策，第一个成立专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平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服务中心，第一个成立专门基金办公交流活动的现代户商务中心，目前，通过这个中心落户的知名投资机构就有100多家。

　　显然，天津已经成为股权投资基金的聚集地，无论是政策的研究、推出、落实还是后续的专业化服务方面天津都走在了前面。同时，中国多个城市也在竞相打造PE中心。上海、重庆、北京等城市为此提供了多项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等。

　　按照税法，对有限合伙人形式的股权投资基金一般按照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来计征，但地方政府为把VC和PE吸引到当地，纷纷出台地方优惠政策，大多将PE和VC的有限合伙人（LP）税率降到20%。不过对普通合伙人（GP）的税率基本仍按国家规定，即按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但随着竞争性税收优惠政策的泛滥，个人所得税减免或成必然。

　　基于深入研究和长期实践，王树海认为，税收政策过于“优惠”，实际上，并不利于私募股权基金的长远发展。PE投资具有全国性，吸引PE基金落户并不意味着该基金对省内实体经济的投资力度加大，所增加的仅是账面GDP。事实上，各地竞争性质的优惠措施反而引发会计处理争议，也不利于社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

　　在西方，政府为弥补在附加权益征税方面的“漏洞”，已经加强了对银行、PE和对冲基金的监管。与此同时，在华投资回报率高，政策和税收限制少，这让中国成为了PE公司理想地。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中国对PE公司给予税收优惠，美国对本土并购公司加强税赋。

　　包括黑石、凯雷、TPG在内的外资PE公司均已经与几个城市的相关负责人商讨设立人民币基金的事宜。PE公司在美国因为过度追求自由市场和资本化而备受质疑，因此在中国受到的热捧让人颇为意外。TPG最近在重庆成立了第二支人民币基金--中国西部成长基金，其它PE公司也正在伺机进入中国。

　　08年金融危机前，监管上的麻痹，给PE留下了巨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对冲基金通常都会设立离岸基金，这样不仅可以避税，还可以避开美国和欧洲法律的投资人数限制。从经验上看，无论是凯雷和黑石这样的国际巨头，还是鼎晖和弘毅这样的国内玩家，都会选择诸如维京群岛、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都柏林和卢森堡这样的地方作为注册地。在监管机构的默许下，PE在有利的环境下，操作了一个又一个的造富游戏。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切弊端都暴露无疑。各国政府和大型投资者吃惊地发现，在原先监管缺失的环境下，金融世界的弄潮儿，竟然有这么多是裸泳的。美国和英国成为此次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因此他们呼吁监管的声音也格外嘹亮。

　　王树海强调，金融监管措施的重大失误，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这样的认识是投资者大笔财富付之东流后才得到的。因此，切莫因为盲目追求账面GDP的增长而忽视金融监管力度，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成为避税工具，把中国变成“避税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