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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时，地利，人和。政府引导基金近几年的生长环境，似乎同时具备了这3项条件。

　　据ChinaVenture统计，目前国内已有15个省市设立了政府引导基金。其中，8支基金已经完成募集，募集资金达44亿元。ChinaVenture在其报告中称，从目前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设立引导基金，以吸引更多创投基金落户地方。

　　不过,事实上,大多数民间普通合伙人(GP)对政府引导基金“爱恨交加”。

　　“政府的钱既好拿，也不好拿。只要GP专业、基金实力雄厚，有一定业绩可寻，拿到钱很容易，但大多数GP不敢拿政府的钱，担心当地找不到足够多、足够好的项目。”一位风险投资基金合伙人如此表达自己对政府引导基金的态度。

　　此外，即便其与政府合作，基金中其余的LP(有限合伙人)与政府不和的传闻亦不绝于耳。

　　政府引导基金的前途究竟会如何?

　　1月下旬，《上海国资》就此话题对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专家委员，亚商集团董事长陈琦伟进行了专访。作为国际金融和投资银行专家，陈琦伟亦学亦商，他同时还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教授。他表示：“中国经济转型首先应是政府投资体制和投资渠道的转型，从这一意义上说，政府引导基金应有广阔的前途。”

　　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足够开明

　　《上海国资》：很多政府引导基金中的LP认为，与政府的利益诉求很难一致，所以双方合作容易出现问题，您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

　　陈琦伟：我们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政府引导基金有3支。早在2001年，我们就与一些地方政府合作成立了一支促进科技型企业发展的政府引导基金，但因为当时退出程序复杂，退出迟缓，示范效应并不是很大。大批政府引导基金的出现是在2007年前后。那时，政策层面鼓励各地推出政府引导基金扶植创新型产业。亚商目前与浙江四川等地政府引导基金合作都比较顺畅。

　　《上海国资》：LP与地方政府之间并无利益分歧?一般来说，LP更讲究回报和收益率，而地方政府主要以扶植本地经济为主，双方的价值取向不同，合作难免会有抵触。

　　陈琦伟：这实际上取决于双方的态度。浙江、深圳、江苏等地的政府引导基金都比较活跃。我们与一些政府相关引导基金合作，政府确定出资额，并设定一些投资企业的标准后，基本上放手让我们选择企业投资，组成这支基金的其他LP也由我们选择。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政府能放手的前提是，相信GP的能力、实力和判断能力，而其余参与进来的LP也并不是很在乎短期的回报，他们更在乎的是采取这种方式投资能得到政府方面的信息、政策，能更方便地与地方政府沟通，这对产业基金的运作是有帮助的。

　　《上海国资》：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政府希望你们投资某个企业，而你们并不愿意去投?

　　陈琦伟：我们成立的这些引导基金中，政府会推荐一些项目，但不会强制。可能有些GP会碰到强制的情况，那这样的基金运作难度会相当大。这在于各个地方政府做基金的理念是否足够开放和开明。

　　政府不应追求过高资本回报

　　《上海国资》：您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基金的基本流程是什么样的?

　　陈琦伟：有意设立引导基金的政府，通常会对潜在的GP做尽职调查，毕竟政府有25%—30%的资金放手给你管，而且期待基金能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政府对GP的调查包括：过往的投资历史和业绩，投资的企业中有多少上市，回报率有多少，投资团队的组成人员和结构是什么样的。并且会到我们已投资的企业中去做调查，询问对投资人的整体感觉，投资人给过的服务和帮助是什么?事实上，对于后期参与进来的LP，政府也要审核其财务报表和业绩的真实性。

　　在选择了GP之后，政府会把承诺的前期资金到位，此后就完全交由GP打理。事实上，政府对资金的回报率并不看重，3年后或按银行利率返还，或者有双方同意的利益安排就可以。

　　在投资企业2—3年后，我们会考虑如何退出的问题，能上市则尽力推动其上市，如不能上市，我们会替这家企业寻找战略投资者。

　　《上海国资》：寻找战略投资者可是没有上市的回报率那么高?

　　陈琦伟：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上市，有的企业卖给战略投资者更好。这是产业投资中很重要的一种途径。引导基金不能一味盯着回报率。如果非要那么高的回报率，都投资房地产业就可以了。

　　《上海国资》：地方政府对投资区域和投资比例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陈琦伟：确实有，但是在可接受的范围。比如杭州市政府要求基金中的70%要投资到当地，并且希望投一些销售收入在3000万元左右的科技型企业。我们认为这些条件很合理，并不苛刻，也平衡了LP和政府之间的利益。

　　《上海国资》：对于销售收入在3000万元左右的企业算是非常小的企业，投资风险应该相当大，基金中的其他LP没有反对意见?

　　陈琦伟：不要小看民间资本。民间资本的投资也是有结构安排的，比如有的把10%用于短期有效益的，把20%—30%投资早期企业，这样能减少投资泡沫，也更稳重。如一味追求短期效益和泡沫收益，市场自然也会教育它。

　　《上海国资》：虽然可能推动上市后收益会很大，但风险同样很大，GP如何遴选这些企业?

　　陈琦伟：我们有一套对早期企业的估值系统,包括团队的评分、产品的评分、经营的评分等。通过这个评估体系来筛选企业。比如看业绩、看专利、看财务报表。但主要看企业的交易是否活跃,不能光看报表，因为早期企业并不一定有标准的财务报表准备给基金来看。事实上,与业绩比较起来，我们更看重团队，是否诚信和专业，是否有事业心。这些都要评投资团队的经验判断。

　　政府投资体制亟需转型

　　《上海国资》：您如何看待政府引导基金的前途?

　　陈琦伟：不排除在运作过程中会出现问题，但政府引导基金应是大方向和大趋势。因为中国经济走到今天这一步，转型已经成为共识。如何转型?事实上，经济的转型不是由某个产业来引导，而是由资本引导。如果仍是传统的投资管理模式，由政府或国有资本代劳投资，那么期待产业升级转型是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

　　《上海国资》：政府引导基金如何会让中国经济转型?

　　陈琦伟：政府引导基金的本质是投资体制和投资渠道的转型。它一改传统经济制度下财政投资的管理模式为市场和民间管理资金模式。这样,市场能充分让资本和资源得到重新和更为有效的配置。因为资本对市场的机遇最为敏感，也喜欢冒险，新兴产业的发展只能靠民间资本的这种力量，而非政府的号召。

　　《上海国资》：能否更为具体地说明?

　　陈琦伟：比如上广电的平板电视机项目，由政府投资完全没必要，如果政府认为这个项目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完全可由政府引导基金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这些关键性行业。这样,政府投资的比例如果是20%—30%，那么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风险就变得可控,即便亏损，亦不会太严重。而且，最初几年的税收是有保证的。另一方面,民间资本也能因此增加很多的投资渠道，这些资金会对市场做出更准确和及时的反映。再如，大飞机项目，作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也可以放开让民间资本进入，一来可以分散风险，二来能更大范围地起示范作用，引导相关新兴产业的兴起。政府应有这样的长远战略眼光。

　　政府引导基金

　　即以政府主导成立的基金，其目的在于通过引导基金吸引投资成立创业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等其他投资基金。所以政府引导基金也称基金的基金(Fund of Funds，FOF)，即专门投资VC或PE基金的投资基金。FOF由于其本身具有专业基金操作能力，其可以充当LP和GP的中间桥梁，使资本和管理更为有效地结合，并且其本身具备分散投资、降低非系统风险的作用，使得机构投资人更容易实现总体收益的稳定增长。